【张明】 如何看待2019年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呈现同步下行态势，全球贸易增速与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均不容乐观。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区间设置在6.0-6.5%，实施难度不太大，并且给了去杠杆与调结构一定的空间。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呈现出在6.6上下双向波动的态势。当前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紧迫性，美国股市更多地由价格手段与市场手段来强化监管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经验。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为了延缓人口红利下降造成的潜在不利冲击，可以从人口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来采取措施。

1. （2019 经济）2018年世界经济受地缘政治、去杠杆等多种因素冲击，许多人对2019 年仍保持悲观态度。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今年的全球经济形势？

张明：2017、2018、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迥异。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呈现同步复苏态势。2018年，美国经济依然高歌猛进，而包括中国与欧元区在内的经济体则出现增速温和回落。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呈现同步下行态势。这意味着，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弱于2017与2018年。2017年与2018年全球经过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增速均为3.7%左右，而2019年这一增速可能回落至3.4%上下。美国经济增速可能由2018年的2.9%下行至2019年的2.3-2.4%，而欧元区增速可能由2018年的1.8%下行至2019年的1.1-1.2%。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同步回落的大背景下，尽管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期已经大致结束，但全球贸易增速与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均不容乐观。 

2. （两会）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炉，您对我国今年设置的GDP 增长区间及通胀、就业目标有何看法？政府应如何实现减税降费与稳定赤字之间的平衡？ 

张明：今年经济增长区间设置在6.0-6.5%，应该说实施难度不太大，并且给了去杠杆与调结构一定的空间。目前市场普遍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在6.2-6.3%左右。经济增速如此设定，基本上排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大刺激的可能性。CPI目标依然设置在3.0%左右，而目前CPI增速大致在2.0%左右。尽管最近肉类价格有些上涨压力，但单凭食品价格很难将CPI增速显著抬升。3.0%的CPI目标其实还给今年的货币政策放松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设置在5.5%，而目前该失业率约在5.0%上下，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今年还将就业目标提到了增长目标之前。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较强、中美贸易摩擦达成和解的概率上升，预计今年事业压力依然可控。2019年，中央政府在较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依然将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控制在2.8%，这就意味着政府会较大力度地削减自身开支。 

3. （资本市场）经济下行压力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哪些挑战？金融机构是否应在战略理念、业务建设等方面做出转型与突破，以防范潜在风险？ 

张明：经济下行压力将给资本市场发展至少带来两方面挑战：其一，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这将从基本面上给股市与债市带来下行压力，并可能造成企业违约现象显著增加；其二，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加大高债务的潜在风险，使得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程度的去杠杆压力，而去杠杆行为本身又可能加剧资产价格下跌，甚至形成恶性循环。对金融机构而言，为了更好地防范潜在风险，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为潜在的风险暴露做好准备，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应该充实资本金、加大风险资产拨备力度、实施更加科学的风险管理制度；第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所带来的居民储蓄增速的降低甚至负增长，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传统最稳定的负债将会逐渐弱化，金融机构需要寻找到新的替代性负债来源；第三，中国金融市场未来几年的开放力度将会上升，中国金融机构一方面面临着在中国市场上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也会面临着全球资产配置的机遇与挑战；第四，中国金融机构存在着经营高度同质化的问题，未来应该进一步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 

4. （人民币汇率）您曾提出，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并非美元指数走弱，而是货物贸易顺差带来的短期资本净流入增加。您预计，今年受到贸易谈判结果不确定性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将大致保持怎样的走向？我国在稳定汇率方面是否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张明：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呈现出在6.6上下双向波动的态势。推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与贬值的各有两方面因素。在升值压力方面，一是今年中国股市表现大概率好于美国股市，这可能导致较大规模的证券投资净流入；二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和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能显著贬值。在贬值压力方面，一是今年中美利差可能再度缩小，二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和解可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显著下降，这可能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在2019年面临更多季度的逆差。中国政府短期内稳定汇率的政策空间依然充分，包括使用逆周期因子、加大资本流出管制、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必要时干预离岸市场价格等。但在我看来，更好的做法是降低央行干预，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5. （股指期货）近期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放开股指期货的相关措施，您也曾强调股指期货交易对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您怎样看待我国发展股指期货的有利条件与障碍？哪些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张明：当前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紧迫性：首先，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抑制过度投机的交易行为；其次，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满足机构投资者风险管理的潜在需求；再次，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股市的国际化程度与全球地位。但在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初期，市场容易把股市波动归咎于股指期货本身，中国投资者也倾向于用股市涨跌来评价监管者业绩，这就使得股指期货市场发展面临障碍。从美国股市的发展来看，当爆发股灾时，交易所将会禁止指数套利交易、采取临时监管措施，随后加强跨市场监管、建立交叉保证金制度，并升级结算清算系统。换言之，即使股市发生波动，美国监管当局也会更多通过价格手段与市场手段来强化监管，而非通过行政手段简单关停。 

6. （劳动力）当前我国的“人口危机”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冲击。您认为，我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延缓人口红利下降？ 

张明：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唯一变量就是人口。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为了延缓人口红利下降造成的潜在不利冲击，我们可以从人口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来采取措施。在人口数量方面，可以通过彻底取消计划生育、延长退休年龄、必要时移入人口的方式来缓解工作人口占比下降的冲击，通过取消户籍制度、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来推动更加包容的城市化。在人口质量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实施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政策（包括遗产税、房产税、资本交易利得税等矫正型税收）来打破阶层流动性固化、提高阶层流动性，另一方面则应该通过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国内教育体系开放程度等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获得高水平、针对性教育的可能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张明宏观金融研究”，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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